绝版40余年后，《考古学和科技史》首度再版，这是中国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的先行者夏鼐先生的代表作。《考古学和科技史》结合当时的考古新资料以研究中国科技史中的某些问题，范围涉及天文学、数学、纺织学、冶金等方面，其中既阐明了我国古代科学技术的一些光辉成就，也纠正了一些彼时关于中国科技史的某些错误说法。

　　对非考古学专业的读者来说，《考古学和科技史》提供了一个亲近考古学、了解科技史的入口。书中的内容论述严谨，但是例证丰富，因此并不晦涩，而且向读者展示了未知的历史是如何一点点被探索、被证实。

　　无比崇高的存在

　　新近出版的《考古学和科技史》是中国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的先行者夏鼐先生的代表作。夏鼐先生生于1910年，逝于1985年，浙江温州人，是享誉世界的著名考古学家，他先后毕业于清华大学、伦敦大学，生前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学部委员、英国学术院通讯院士、德意志考古研究院通讯院士、瑞典皇家文学历史考古科学院外籍院士、美国全国科学院外籍院士、意大利中东和远东研究院通讯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

　　这是《考古学和科技史》绝版40余年后首度再版，除了原来的10篇文章，在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世民的主持下增补10篇文章。书中结合考古新资料以研究中国科技史中的某些问题，范围涉及天文学、数学、纺织学、冶金学等方面的历史。不仅利用考古学方面的新发现，并且引用许多文献，相互参证，阐明我国古代科学技术上一些光辉的成就，同时也纠正了中国科技史上某些错误的说法。

　　中国科学院大学教授、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理事长孙小淳为之作序。“我在做研究生时就读过夏鼐先生的著述，特别是他关于古代墓室壁画星图以及二十八宿的研究，当时对我的启发很大，在很大程度上促使了我从事关于中国古代星空的研究。现在有机会重新阅读夏鼐先生的著作，是我学习的大好机会。这本书初版于1979年，当年即入选首届全国科技史优秀图书，影响了一代科技史家。我读研究生阶段先后得到中外四位导师的指导，他们无不向我提起夏鼐先生。夏鼐先生对我来说是无比崇高的存在。”孙小淳写道。

　　孙小淳认为，虽然时隔40多年，《考古学和科技史》在今天读来并不过时，“它的重要性在于通过具体的案例研究，向我们展示了一套科技史与考古学相结合进行古代文明研究的方法。近年来，中国考古学迅猛发展，发掘了大量的遗址，出土了大量的实物，使得我们可以根据以实物为主的‘物质文化’去探讨中国古代的科技与文明。比如就天文考古而言，我本人就参与了陶寺遗址史前天文台的研究工作，在研究过程中也是从夏鼐先生的著作中得到了启发。现在科技考古的手段越来越多、越来越先进，冶金考古、陶瓷考古、植物考古、残留物分析、同位素分析等，不一而足。而夏鼐先生是我国在考古研究中应用现代自然科学方法的重要开拓者。”在孙小淳看来，夏鼐先生为中国考古学者打开了最初的科技史与考古学交叉研究的新视野。

　　为了撰写这篇序言，孙小淳翻阅了《夏鼐日记》，对他的学术经历敬佩不已，比如不可想象的阅读量，在学习历史学科时便开始大量涉猎天文学、地理学、生物学、人类学等科学内容，在英国留学期间，也于田野考古和语言学习方面展示了极高的天赋和持久的耐力，“这大概是他能够关注多学科研究并取得重大成果的原因吧。”

　　马王堆汉墓女主人死于心肌梗塞

　　书中收录的第一篇文章是《考古学和科技史——最近我国有关科技史的考古新发现》，原载于1977年第2期的《考古》。通过夏鼐先生的论述，读者可以看到考古学与科技史的贴合。当考古工作者在考古调查和发掘中发现有关科技史的实物资料后，他们与科技史工作者一起对之进行深入研究，取得一些成就。

　　比如1970年代初，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发现大批用以翻种农田的骨耜，甘肃武威磨嘴子48号西汉晚期墓出土的一组木牛犁，甘肃嘉峪关魏晋时代壁画墓的牛耕图及耙地图，广东连州市西晋永嘉六年(312年)墓中出土的犁田、耙田的陶制模型等，证明了当时农业机械方面重大的发展。另外，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的人工栽培的水稻，还有菱壳、葫芦、酸枣、麻栎果，家养的猪、狗骨骸，河北藁城商代遗址出土的桃仁和郁李仁等，还有长沙马王堆一号墓发现的五谷以及生姜和藕等，这些对我国农业科学史的研究很是重要，同时对古动物学和古植物学的研究也很有帮助。

　　考古学和科技史相辅相成。其中关于医学和药物学的这部分内容，应该会让很多读者感到新鲜和惊奇，比如马王堆汉墓女主人可能因心肌梗塞而逝世。“最有意思的是古尸解剖工作，这使我们获得大量的解剖学、组织学和病理学各方面的资料，其中病理学的研究尤为重要。马王堆汉墓主人的女尸解剖，证明她在世时曾患过许多疾病。她有动脉硬化症，肺部有结核病留下的钙化病灶，腹中有血吸虫、蛲虫和鞭虫等三种寄生虫的卵。脊椎骨有骨增生，可能导致背痛和腿痛。胆囊有结石。根据这些病症的诊断，可以推论她的死因可能是胆绞痛引起冠心病发作以致心肌梗塞而死。”

　　在《洛阳西汉壁画墓中的星象图》这一篇中，读者则可以通过考古学的研究见识到中国古代天文学的魅力。1957年，河南洛阳市西北角城外的一座西汉壁画墓中，发现了日、月、星象图，它们以彩色描绘在12块长方砖上。夏鼐先生对每一块砖上的图案进行研究论证后认为，“如果所推定的星座，大致不错，那么，我们可以说，这12幅的日、月、星象图，最东的一幅是太阳图，然后是‘中宫’的北斗及其有关的五车和贯索;然后是二十八宿中东方的心、房，西方的毕、昴、参，北方的虚、危，南方的柳、鬼(或轸)等九宿，还插入月亮和河鼓(及其有关的旗星)和织女。”在他看来，这些星象图并非以12个星座来表示十二次，更不是象征十二时辰，而只是汉代天官家对用几个星座以代表天体的一次选择。

　　在另一篇《从宣化辽墓的星图论二十八宿和黄道十二宫》中，同样可见夏鼐先生这种科学务实的态度。包括《淮南子》《史记》在内的诸多史料显示，二十八宿体系的应用范围已经超出了农业生产活动，而用于权势的地理分野，成为一种占星术。“更为荒谬的是，星命家根据各人的生辰所值的天文现象，以推占其人的寿夭贵贱。晚周至汉初的占星术，以天象预占国家大事。到东汉和魏晋时，便有推算个人命运的占星术，以为人的尊卑贵贱，都是‘星位’所授。”

　　浩瀚历史与渺小的人

　　在《考古学和科技史》这本书中，夏鼐先生重点论述了关于考古学、科技史的一些发现、发展，但是在论述的细节中，读者可以看到一位大家对浩瀚历史中渺小的人的关怀。

　　比如《湖北铜绿山古铜矿》这篇文章本是对古铜矿的调查、发掘和研究，夏鼐先生与他的合作者殷玮璋并没有刻意书写古代矿工的艰辛，但是文中对矿工操作环境的展示和分析，足以让读者去想象和共情彼时这一群体的劳作景象。文中提到了一处细节发现，即一些竹签，它们存在于巷道中，很短，一端有火烧痕迹。“这些竹签可能是矿工们在矿下用于照明的残余。不过，考虑到当时的通风情况，巷道又很窄小，在坑下长时间燃竹签照明的可能性并不大。我们知道，氧气在一般空气所占的体积为21%。当空气中的氧气下降至17%或二氧化碳达到3%以上时，矿工就失去长时间从事繁重劳动的能力。当时没有机械通风，只能靠井口高低不同产生的气压差所形成的自然风流来调节坑下的空气，确保氧气的供给。为此，如上面提到的，及早关闭废巷也是促使新鲜空气顺利通向身处采掘面的措施之一。但从总的情形来看，当年矿工们在坑下采掘矿石，所处的劳动条件还是相当差的。”文中写道。

　　除了矿工，织工、绣师也是出现在这些文章中的重要群体。在《汉唐丝绸和丝绸之路》这篇中，夏鼐先生虽然写的是绣师的高明，但在技艺的精巧中也流露着一种时间的漫长。“刺绣的实物在殷代已曾发现过。汉代的刺绣，发现很多。有的保存完好，颜色鲜艳。它们在平织绢、平织绮或提花罗绮上用各色丝线绣出花纹。在高明的绣师手中，绣针犹如画师的彩笔，可以绣出像绘画一样细致而流利的花纹，表达出绣师的技巧和个性，所以它的艺术比织锦更高。又因为它不是由机械化的织机所制成，而是完全用手绣出来的，同样花纹的一副刺绣要比织锦费工夫多得多，所以当时绣比锦还要值钱。因之，更被珍视。”

　　值得注意的是，这本书初版于40多年前，因此诸多文章有着鲜明的时代感。40多年来，考古学、科技史当然又有了新的发现和发展，特别是从今天的考古或者科技新闻热点事件中再回头看这些文章，足以体味未知的历史是如何被探索、被证实，又不禁想象历史浩瀚，而时至今日能够被知晓的才有多少。

来源：舜网